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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制力:我們的教養是否確保了相關的前提?
文章日期:2017-01-19
自制力:我們的教養是否確保了相關的前提?
 
我們的工作環境所帶來的社會變遷影響深遠,同樣大舉改變了對兒童和青少年的教養條件,至今為止,我們的社會還未意識到這些改變的規模,以及對於兒童和青少年所帶來的巨大影響。
 
值得慶幸的是,在一九七○年代時,我們的社會開始將教養從「黑教育」 裡解放出來。黑教育曾讓過去超過一個世紀裡的兒童和青少年吃盡苦頭,甚至留下難以抹滅的創傷。鑑於虐童案例仍舊層出不窮,顯示黑教育並非全面告終,不過,在我們的教養行為裡,特別是在照顧不滿兩歲的幼兒時,我們卻或多或少必須回歸一種全新的黑教育。
 
自我節制、自我控制、自主,以及形成自由意志的能力,誠如我所清楚地指出,皆以大腦不受干擾的發育為前提;唯有當兒童獲得適當的引導,這樣的發育才有可能。科學業已無可爭辯地證明了,妥善照顧幼兒對幼兒大腦的正常發育有多麼重要。
 
在緊鄰自己的人際互動及向外擴展的社會環境裡,兒童和青少年會從中獲得某些關係經驗,在這些經驗的影響下,他們的大腦會改變自己的結構。 就兒童在神經生物與心理上的發展而言,相較於基因變異所衍生的影響,「環境影響」的角色在數量上更加舉足輕重。
 
 
遭到忽視甚或施暴的經驗,會對大腦帶來災難性的後果
 
相關研究顯示,兒童在學齡前的初期階段便已獲得的啟發,可說格外重要。 並非只有諸如嚴重的忽視或創傷等極端經驗,才會影響幼兒的大腦,哪怕只是例如兒童與其主要的照顧者的關係惡化,都可能導致他們大腦中某些重要部位(例如能左右記憶形成的海馬體〔hippocampus〕)的容量顯著下降。 遭到忽視甚或施暴的經驗,會對大腦帶來災難性的後果。
 
相關研究更顯示,具有這類經驗的兒童,情況嚴重的,整體腦容量甚至會比一般人少到兩成左右;這當中自然也包括了前額葉皮質。 除了會導致自我節制的能力減弱、出現成癮行為的機率明顯提高以外,在心理方面的後果還有焦慮症、憂鬱症、人格障礙、進食障礙、精神分裂等相關疾病和高度的自殺傾向。
 
如果有人認為,在我們的國家裡,這種有害於兒童和青少年大腦發育的社會環境,其實只不過是些特例,他們就大錯特錯了。
 
在德國,有百分之十的兒童遭到嚴重忽視,百分之五十的兒童遭到情節較不嚴重的忽視,約有百分之十七的兒童遭受精神上的虐待,百分之十五的兒童遭受肉體上的虐待;此外,百分之十五的兒童曾遭受性虐待,其中情節重大的占了百分之二。 有鑑於那些不為人知的黑數,我們有理由認為,實際情況要比統計數據所揭露的來得更為嚴重。
 
 
那些有害健康、可能成癮的物質的行為,都是自制力低落的原因和結果
 
除此以外,飲食行為及消費那些有害健康、可能成癮的物質的行為,同樣也都是可以得出我國兒童與青少年當前處境的指標,這兩種行為均可視為是自制力低落的原因和結果。
 
在年齡介於十二至十七歲的德國青少年當中,約有百分之十五經常喝酒,將近百分之十二經常抽菸。 十七歲以上的德國人,抽菸或喝酒的比例更是大幅增加,在年齡介於十四至十六歲的青少年當中,有超過百分之四的人,根據嚴格的標準,屬於網路成癮; 不過,有更高比例的青少年,雖然嚴格來說尚不算成癮,可是情況依然堪慮。
 
相較於狹義的疑似成癮行為,飲食相關的問題更為嚴重,整個發展過程往往在學齡前便已誤入歧途。如今,在德國,大約有八十萬名兒童屬於嚴重肥胖,如果再加上上百萬屬於肥胖一族的兒童,目前就有大約為數一百九十萬的德國兒童飲食不健康且缺乏運動,連帶地,他們的肥胖更讓自己罹患各種疾病的風險大幅增加。
 
事到如今,我們該如何照顧我國的兒童呢?這個問題並非只關係到那些出現在前述統計數據中、早就因為各種問題而引人注意的兒童或青少年,兒童的適應能力和不讓人厭惡的能力,可說是他們源自於演化的生存技藝,無疑具有無可估量的益處。
 
然而,許多兒童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,會傾向而且也能夠做出遠超過有益身心更大程度的適應,而此舉最終反倒會明顯扭曲他們的身心。這種調適的意願會形成行為上的不定時炸彈,其中有一部分是源自於對三歲以下幼兒在情緒上顯著照顧不足。這類照顧不足的情況,並非只出現在那些有問題的家庭裡,托兒所與幼兒園人員或空間不足的問題日益嚴重,也是讓這類情況惡化的一大主因。
 
兩足歲前的幼兒在心理和神經生物上的成功發展,如前所述,必須倚重二元的關係經驗,換言之,透過個別地與某個能讓幼兒反映出「自我」的人接觸。唯有如此,兒童才能發展出牢固的自我意識,才能獲得可靠人際關係無可取代的基礎經驗;即使在幼兒滿兩歲後,對他們的關懷也必須維持充足的二元性。
 
 
新型的黑教育?
 
如果要說充分滿足三歲以下兒童在情緒、心理及神經生物上的需求,目前(指二○一五年)在德國,絕大多數提供這個年齡層幼兒照顧服務的托育機構,事實上都不合格。 目前德國大約有六十六萬名三歲以下幼兒(相當於這個年齡層幼兒總數的三分之一),被付託於這些托育機構。心理學家與教育學家所要求的、對於照顧三歲以下幼兒合理的人員配置(亦即一名保姆照顧三名幼兒),只有一小部分的托育機構能夠達成。
 
令人質疑的是,基於行政工作、進修,或是由於輪休或生病等因素而缺席,專業人員與幼兒的實際比例,顯然還會比合理的人員配置來得更低。
 
事實上,任職於托兒所或幼兒園的幼教老師,在德西,每人平均得要照顧五位三歲以下幼兒,在德東,每人平均則得要照顧八位三歲以下幼兒。 那種一位幼教老師必須同時照顧十位幼兒的情形,其實也不在少數。這類情況不僅代表受照顧的幼兒遭到嚴重忽視,同時也代表負擔過度的幼教老師正身處於高度的「倦怠」(burnout)風險。
 
就連這些托育機構的飲食,也只能令人望而興嘆。超過百分之八十的德國幼兒園所提供的飲食,不符合德國營養學會(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Ernährung)的建議,兒童所獲得的生食果蔬嚴重不足。 人們試圖以法律明訂三歲以下幼兒合理需求的最低標準,到頭來不過是徒勞無功。
 
前不久,某個邦的邦政府 提出了一項法律草案,草案中明訂照顧三歲以下幼兒的人員配置,不得低於一:六的比例。這樣的發展趨勢標誌了,某種新型黑教育的歸來。鑑於業已證實情緒上的照顧不足,會對幼兒的認知與心理發展帶來負面的影響,發展心理學家從根本上建議:別將不滿十二個月大的幼兒送往托育機構!
 
自幼兒滿十八個月大起,唯有在托育機構完全符合前述標準的情況下,將幼兒送往托育機構才能有所益處。在這樣的背景下,針對日間托兒所制訂一套全國通用的法律,可謂是刻不容緩的課題;誠如由德國工人福利會(Arbeiterwohlfahrt)、德國教育與學術工會(Gewerkschaft Erziehung und Wissenschaft)、德國明愛(Caritas Deutschland)與德國天主教日托幼兒園聯盟(Bundesverband katholischer Kindertagesstätten)所共同提出的倡議。 這套法律的目標和意義在於,確保照顧三歲以下幼童的托育機構可以至少達到結構性的最低標準,其中不僅包括了人員配置至少必須達到一:三的比例,幼教老師必須具備充分的資格,更必須提供兒童品質優良、富含維生素、低脂、低糖的飲食。
 
 
全天制學校:以寄存處取代百年樹人的溫室
 
在增進兒童的自我節制與自我控制的潛力方面,就連我們的中小學,情況也糟到令人擔憂。由於父母和師長普遍壓力繁重且缺乏時間,許多兒童高度缺乏大人的親自關心和照看,缺乏與照顧者進行具有建設性的爭論機會,其中從事體育或音樂活動的機會,是德國兒童特別缺乏的一部分,運動和音樂可說是發展執行功能(尤其是自我節制及各種社會能力)的密集訓練營。
 
在全日制學校迫切需要擴大的情況下,許多全日制學校竟不大舉強化這些科目,反倒將學校這個百年樹人的溫室,改造成純粹的學童「寄存處」。 在兒童嚴重缺乏運動的同時,他們耗在螢幕和顯示器前的時間卻大幅增加。籠統地批評現代媒體,其實沒什麼意義,然而,就執行功能的發展而言,兒童與青少年耗費在電動玩具、社群網路或漫無目的地在網路上閒晃,對他們不但無益,反而還有害。
 
現代媒體訴求對刺激的迅速反應,而非對於自我控制的發展十分重要的「沉潛」及對選項的「反思」,現代媒體訓練了太多的「為」、太多的快速、甚或如同自動進行般的反應,卻訓練了太少的「不為」,也就是「沉潛」和「反思」。
 
不利於學童的生活情況,在很大的程度上會表現於壓力所造成的健康問題, 以及不尋常的增加。 治療這種病症的藥物(例如利他能〔Ritalin〕)所含的注意力不足症確診病例成分,會去頂替罹患這類疾病的兒童,不再能從自己的獎勵系統分泌出的那些幸福神經遞質。更需留意的是注意力不足過動症藥物可能引起的副作用,至今為止,人們還不完全清楚,它們會帶來什麼長期性的影響。
 
給予病童更多個人的關注,讓病童多做點體育或音樂方面的活動,遠比藥物更能啟動病童自己身上的神經遞質,尤其是所謂的幸福神經遞質「多巴胺」(dopamine)。
 
我們不該坐等,學校中那些好動的孩子,被確診為注意力不足症,然後才再讓他們服藥。更好的作法應該是:讓兒童在學齡前階段裡,就在兒童團體中參加某些設計成遊戲的課程,這些課程旨在引領兒童活動、集中注意力、學習對自我身心的觀察、克制不安的衝動、強化合作的能力。這類課程不僅容易讓兒童接受,還能確保對兒童的執行功能產生正面的影響,目前已在市面上推出,其中包括了曾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表揚、針對學齡前兒童的「心智工具」(Tools of the Mind)課程。
 
 
學校裡的正念練習
 
有鑑於,在我國的中小學裡,日益充滿著高度的不安、衝動和破壞,受害的不僅教師,還有校園裡的學童。從幾年前起,一種旨在聚焦不安的心靈、將心靈帶往有能力行善的平靜狀態的干預方式,開始深入校園生活,這樣的發展完全不令人意外。
 
這在美國多半被稱為「正念減壓」(Mindfulness-Based Stress Reduction)並廣為流傳的正念練習,融合了冥想的專注練習和瑜珈的元素。 練習過程中的正念對象就是身體感受、呼吸、聲響、心境、以及一再失焦接著又會再次小心聚焦的注意力。
 
誠如業已獲得證實的說法,正念練習可以成功適用於各個年齡層的中小學生。 此外,原先只是針對成人所發展出的正念減壓課程,同樣適合兒童或青少年,這一點也有了科學證實。尤其是對那些行為特別容易受到干擾的兒童來說,正念練習所帶來的正面影響特別顯著。正念練習能幫助兒童或青少年改善行為調整、強化執行功能、提高抗壓能力。 就連那些因為工作罹患倦怠症風險最高的教師,同樣也能受益於正念練習。
 
在與德國科學基金會(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)所贊助的一個合作研究中心 共同合作下,我和弗萊堡大學的同事史蒂芬.施密特(Stefan Schmidt),連同莎拉.古達(Sarah Gouda)與唐良(Tam Luong)這兩位青年學者,一起研究了高中學生與教師對於正念練習的接受程度及實際成效,我們這個研究團隊至今的觀察與成果皆相當令人振奮。
 
 
有益自制養成的教養
 
自制養成的教養就宛如某種平衡動作,要求負責教育的一方,在具有同理心的關懷、教導的勇氣和自由空間的維護之間,必須取得平衡,藉此讓兒童與青少年得以體驗自主,並且獲得完全屬於自己的各種經驗。這樣的平衡不僅必須符合每個年齡層的需求,更必須個別針對每位兒童一再重新調整。
 
教養出自我節制及由此而來的自我控制,是一個辯證的過程。在這個過程中,兒童或青少年必須學習活出自我與控制自我。正因如此,他們同樣需要某種教育的阻力,迫使他們探究自己的衝動,以及以迅速獲得滿足為目標的類成癮行為傾向。唯有在與可靠照顧者所建立的良好教育關係中,才可能達成這一點。
 
對於大腦的神經生物發展而言,良好的關係經驗是不可或缺的條件;不過,兒童與青少年所需要的,不僅是可信賴的關懷,他們還必須不斷質疑自己對於照顧者的依賴性(這種依賴性,在某種程度上,其實是不可避免的),並且讓自己部分脫離這樣的依賴性,藉此留給自己成長與發展的空間。
 
為實現這樣的過程,教養的藝術在於一方面一再扮演付出關愛的照顧者,另一方面,則是容許和承受一再重複且必要的分離過程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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